天宝三载 （744年），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东都洛阳初次相遇，留给后世无限遐想。

    闻一多将其比喻为日月相会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，唯有孔子见老子可与之媲美：

    譬如说，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，那么，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，说是皇天的祥瑞。如今李白和杜甫——诗中的两曜，劈面走来了，我们看去，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神气，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？

    当时，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。 

    两年前，他接到玄宗诏书，还曾高唱 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心怀 “愿一佐明主，功成还旧林”的抱负，进京供奉翰林。 

    可来到长安，李白才知自己不过是专供帝王娱乐的文学侍臣，偶尔写几首《清平调》，用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这样的诗句来满足玄宗的虚荣心，与自己所追求的帝师卿相大相径庭。 

    他壮志难酬，狂放不羁，耍起大牌，要宦官 高力士为其脱靴，得罪朝中权贵，只好再次仗剑远游。 

    杜甫比李白小11岁，那时的他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，出身书香门第，热衷于科举考试，一心想 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 

    然而，杜甫同学考砸了，尽管已在翰墨场崭露头角，仍是一介布衣，只好四处旅游，排解忧闷。 

    年轻的杜甫“性豪业嗜酒，嫉恶怀刚肠”，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轻狂”，和后来那个忧郁的老杜截然相反，自然和李白意气相投。 

    李、杜相逢，一见如故，相约同去梁宋之地游玩，携来诗酒相伴，求仙访道，寄情山水， 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。 

    世人多记得李杜初遇，却忘了他们此次旅行，还有一个“驴友”，那便是 高适。 

   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高适怎能没有姓名？ 

    高适，出生于败落的官宦世家，和李、杜一样，他一向志在官场。20岁时进京，写下： “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。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取公卿。” 

    高适豪言，哥要当官，就该名列公卿。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在长安，没人看得上这个热血青年。他在科举之路上也屡次碰壁，考一次挂一次，考到怀疑人生。 

    高适一怒之下去了燕赵，投身边疆建设，还跟胡人打过仗，后来写下 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“相见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”等边塞诗名句，成为大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之一。 

    尤其是《别董大》中那句 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更是送别诗中的千古名句。名不见经传的董大和汪伦一样，都靠着朋友写给他们的诗怒刷存在感，至今活跃在中小学课本里。 

    李、杜结伴旅游时，高适已经返回中原，旅居宋地数年，躬耕于野，读书不辍，算是半个“河南人”。 

    由高适做东，三位大诗人不期而遇，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三人行，成就唐朝文化史上一件盛事。 

    据传，三人一路来到王屋山。 这座曾出现在愚公移山故事中的名山，在唐代时道教兴盛。道士司马承祯曾受唐玄宗召见，奉诏在山上阳台观修行，他与李白曾有交情。 

    李白想起他的这位道士朋友，当即带着杜甫和高适前往拜访。 

    到阳台观一问，才知司马承祯早在几年前驾鹤西去。 

    李白得知与友人已天人永隔，怅然若失，请道童取来司马承祯所作山水画观赏，只见画中山涧丘壑，高耸峻拔，极为壮观。 

    李白一看这画，心潮澎湃，拿出纸笔，思绪飘荡于大好河山，乘醉写下25字草书： 

    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，清壮可穷。十八日，上阳台书，太白。

    李白唯一传世真迹《上阳台帖》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 

    李白草书师其好友张旭，这25字豪气雄健，气势飘逸，即便历经千年沧桑，百代艰危，我们仍能从中窥见诗仙的昔日风采。 

    这幅作品，正是李白唯一的传世墨宝 《上阳台帖》。 

    这是李白留给后世的“国宝”级遗产，也是李、杜、高三人旅行的一个见证。 

    从此以后，他们各自为前程奔波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等待他们的竟是迥然不同的结局。 

    梁宋之旅结束后，杜甫继续求取功名，于天宝六载进京赶考，偏偏遇上奸相李林甫上贺表，对玄宗进言 “野无遗贤”，人才都已在朝中，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。 

    李林甫明显是在吹牛，可唐玄宗为顾及面子，竟然真当回事。 

    结果，应考士子全部落榜，杜甫又没考上。 

    在长安，杜甫开始了长达十年的“京漂”生涯，四处投简历，穷得叮当响，饭都吃不饱。 

    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一诗中，他对自己这段穷困生活如此描述： 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。” 

    在京城混了十年，才当上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，杜甫也无可奈何。这一职位主要负责看管兵甲器杖，就是高级别的门卫大爷。 

    杜甫赶紧到奉先县，探望寄住在此的妻儿，将这一消息告诉家人。一到家中， “入门闻号啕，幼子饥已卒”，原来小儿子已经饿死了。 

    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在长安十年，这就是杜甫眼中的大唐。 

    可是，高适所见却与杜甫不同。 

    在李林甫“野无遗贤”闹剧的三年后，高适受宋州刺史推荐，参加专为隐士开设的“有道科”，终于取得人生第一个正式官职——封丘尉。那一年，他已经年近半百。 

    得到这份工作后，高适写了一首 《留上李右相》，为奸相李林甫歌功颂德。 

    “傅说明殷道，萧何律汉刑。均衡持国柄，柱石总朝经。”李相可比傅说、萧何，实在是一位治国能臣。 

    “恩荣初就列，含育忝宵形。有窃丘山惠，无时枕席宁。”我高适何德何能，竟然有幸得到李相的恩惠，感激涕零，一夜难眠啊。 

    写完这首诗没多久，天宝十一载 （752年），高适就把这份工作辞了，前往河西，做了哥舒翰的入幕之宾，辟为幕中掌书记。那几年是哥舒翰的事业巅峰，高适抱住这一大腿，由此步入权力游戏的中心。 

    第二年，李林甫去世，死后被 杨国忠诬告谋反，子孙抄家、流放。 

    高适的政治嗅觉可见一斑。 

    杜甫与高适，一人心想“致君尧舜上”，另一人念叨“屈指取公卿”，都曾是不甘雌伏的白衣秀士。 

    可是，十年过去了，在险恶的官场中，杜甫只看到了大唐的危机，而高适却学会了如何在黑暗的朝堂生存。

    天宝十四载 （755年）， 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。 安史之乱，终结了大唐盛世，也拨动着李白、杜甫和高适的命运之轮。 

    安史之乱第二年，高适辅佐 哥舒翰守潼关。 

    潼关被叛军攻陷后，哥舒翰投降，守城官员四散逃命。唐玄宗听说这一消息，仓皇西逃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 

    唯有高适，临危不惧，他也跑了，却是抄小路跑去觐见唐玄宗。 

    唐玄宗慌慌哒，得知高适自前线而来，便问他战况如何。 


    高适先为其解释潼关失守的原因，然后话锋一转，为玄宗逃跑开脱，称此举可以避叛军锋芒，是社稷之幸，不足以为耻。 

    高适嘴甜，唐玄宗听着高兴，到了成都，封高适为谏议大夫。 

    入蜀途中，唐玄宗采纳宰相房琯的建议，命诸王分镇，其中，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永王李璘则为江陵大都督。 

    高适一眼就看出这一安排的bug，极力反对：“所谓分镇，不过是效仿西周初期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伎俩，必然会导致南北各自拥兵对立。” 

    高适一语中的。 

    纵观唐朝历史，皇权的争夺总是伴随着阴谋与杀戮。提心吊胆做了近二十年太子的李亨，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上位，于是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，自己登上皇位，是为唐肃宗。 

    新君一即位，老迈的唐玄宗就成了吉祥物，高适一转身就跑去投靠唐肃宗。 

    杜甫显然没有高适那样的政治远见，不仅求仕经历一路坎坷，还在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，被叛军俘虏。 

    某夜，绝望中的他见明月高悬，想起分隔异地的妻儿，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他们，心如刀割，写下这首《月夜》： 

    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” 

    估计是杜甫的官职实在太小，人微言轻，安史叛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困在孤城一年后，杜甫趁乱逃出，前往唐肃宗所在的凤翔。 
    
    一路上险象环生，生死难料，正是 “今夏草木长，脱身得西走。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”，终于在至德二载（757年）见到唐肃宗。 

    唐肃宗一见杜甫前来，心里颇为感动，甭管认不认识，先封个左拾遗，以资鼓励。 

    照理说，杜甫在此时选择唐肃宗，一点儿毛病都没有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可惜他认识了一个肃宗欲除之而后快的人。 

    这个人就是随唐玄宗入蜀、提议诸王分镇的宰相房琯。 

    房琯和杜甫是布衣之交，喜好文学，两人相交淡如水，本来无关政治。 

    然而，唐肃宗灵武即位，备受争议。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的唐玄宗为牵制肃宗，派房琯前往灵武，传授国宝玉册。 

    唐肃宗刚刚在乱中即位，不敢轻易换掉老爹安排的人，于是留房琯继续为相，心却想着早点儿把他从相位上撸下来。 

    此时，有人告发房琯门客受贿赂。唐肃宗抓住机会，以此为由，将其贬为太子少师。 

    房琯罢相本来只是皇位交接的一个政治事件，不过是唐肃宗嫌弃玄宗系老臣碍事，找个机会“请”他退休。 

    杜甫却看不懂其中玄机，他身为左拾遗，职责就是举荐贤良、劝谏皇帝。房琯既是贤良，又无重罪，杜甫当机立断，上疏直陈： “罪细，不宜免大臣。” 

    唐肃宗勃然大怒。 

    谁？杜甫？刚来那个？就你话多！贬！ 

    为杀鸡儆猴，唐肃宗将敢做出头鸟的杜甫贬为参军，放回鄜州探望家人，实际上就是跟他说，不用再回来了。 

    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屡遭打击的杜甫弃官，入蜀避乱，开始了客居草堂、漂泊西南的穷苦生活。 

    他再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，这一次毁掉他仕途的不是奸相，而是皇帝。 


    高适向唐玄宗陈述的忧虑很快成为现实，永王李璘是唐肃宗的第一个隐患，而高适的好友李白牵扯其中。 

    杜甫、高适都在求取功名时，李白在干嘛呢？自赐金放还，离开长安后，他在仕途上一蹶不振 ，整日借酒消愁。 

    备受排挤的李白也想放弃，他大声疾呼：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 

    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李白携家人在庐山隐居，躲避战乱，若能就此归隐山中，不问世事，倒真应了谪仙人之名。 

    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永王给李白抛出了橄榄枝。他多次派人上庐山，恳请李白出山相助。 

    生性浪漫的李白以为，出镇江陵的永王只是为平定安史之乱而组建幕府、壮大队伍，根本没意识到永王早已成为唐肃宗皇位的威胁。 

    在永王的再三邀请下，李白怀着 “终与安社稷，功成去五湖”的理想重出江湖，加入永王帐下。 

    那两个月里，诗仙迸发久违的工作热情，创作一系列诗歌为永王加油助威，以尽宣传委员之职。 

    他高唱：“永王正月东出师，天子遥分龙虎旗。楼船一举风波静，江汉翻为燕鹜池。” 

    在他笔下，永王的军队军纪严明，浩浩荡荡，奔赴战场，似乎跟着这支王师，他就能实现济国安邦的人生抱负。 

    可是，唐肃宗早已把这支队伍定义为“伪军”，宣布永王为叛逆，身在其中的李白不经意间成了反贼。 

    唐肃宗命永王觐见，永王死活不肯奉诏，偏要跟朝廷对着干。 

    攘外必先安内，至德二载（757年）二月，唐肃宗派兵镇压永王，安史之乱还未平定，兄弟俩先开战了。 

    率军而来的正是飞黄腾达的高适，这一年，他官拜淮南节度使。 

    永王的杂牌军一击即溃，毫无反抗之力。唐朝大军一来，一波带走，永王被杀， “宾御如浮云，从风各消散”。 

    李白虽然侥幸不死，却在回庐山的途中被捕，投入浔阳狱中，被判罪名“附逆作乱”，命悬一线。 

    李白听说老友高适现在发达了，认为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，写了首诗给高适，请他高抬贵手，帮自己一把。 

    在这首《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》中，一向桀骜不驯的李白，难得谦虚一回，盛赞作为讨伐永王军的指挥官高适，称其 “智勇冠终古，萧陈难与群”“英谋信奇绝，夫子扬清芬”。 

    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 

    想当年，三人游梁宋、高歌畅饮，如今高适对李白视而不见。只因高适选择了唐肃宗，李白加入了永王集团，昔日好友，形同陌路。 

    从此之后，李白、高适互相拉黑，似乎刻意删去诗文中关于对方的记录，史书留下两人相识相知的痕迹，可李白的诗中不再有高适，高适的诗中也不再会有李白。 

    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李白被判流放夜郎，尽管大难不死，却已心灰意冷。 

    第二年，关中大旱，唐肃宗大赦天下。在前往流放地路上的李白终于重获自由，他泛舟长江，顺流而下，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中写下了千古名篇《早发白帝城》： 

    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 

   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，李白四处寄人篱下，最终在当涂的同族家中病逝。 

    谪仙人魂归明月，结束失意而潇洒的一生，留下千年不朽的诗篇。 

    杜甫在成都，日子过得很苦。 

    当自己所住茅屋破败，一家人饥寒交迫时，他仍心忧天下： 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 

    当得知李白下狱，流放夜郎，他时时担心这位已经十四年未见的故人，写下《梦李白二首》，诗中说“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”，开篇便写生离死别，语调悲怆，又说“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”，为李白鸣冤叫屈。 

    “出门搔白首，若负平生志。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，这说的是李白一生壮志终成空，也是在说二人同病相怜。 

    所幸，高适和杜甫的友谊没有在政治的漩涡中改变。 

    早在高适入哥舒翰幕府，前往河西闯荡时，还在长安漂泊的杜甫就常常寄诗问候。 

    杜甫生性耿直，诗中满满都是对高适事业有成的欣慰和鼓励，没有一丝妒忌，如 “主将收才子，崆峒足凯歌。闻君已朱绂，且得慰蹉跎”。 

    虽然我过得很失败，但你成功了，我为你感到高兴，这便足矣。 

    在有些人眼中，官场上从来只有利益，可在杜甫心中，还有一生不变的友谊。 

    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高适入蜀，出任彭州刺史。 

    当杜甫与高适久别重逢，忧郁的他难得写了一首《奉简高三十五使君》表达欣喜之情： “行色秋将晚，交情老更亲。天涯喜相见，披豁对吾真。” 

    高适晚年诗作不多，但在见了杜甫后也写诗唱和，同时对友人怀才不遇感到遗憾，诗中说： “身在远藩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。今年人日空相忆，明年人日知何处？” 

    杜甫生活窘迫时，高适多次给予资助，杜甫甚是感激，在诗中写道：“故人供禄米，邻舍与园蔬。” 

    后来，高适被调回京，杜甫恰好没在成都，未能来得及相送，只能寄书以述别情，“天涯春色催迟暮，别泪遥添锦水波”。从此，二人再未相见。 

    时光匆匆催人老，命运，最终让昔日同游梁宋的三人天各一方： 

    有一人，泛舟浩荡江湖，酒入豪肠，仗剑长啸，那是李白仙; 

    有一人，徘徊山间小路，忧国忧民，蹒跚前行，那是杜甫圣; 

    有一人，驰骋塞上边关，金戈铁马，乘风而上，那是高适神。 

    千百年后，我们仍记得狂放的诗仙李白、愁苦的诗圣杜甫以及得意的诗神高适。人生无法重来，有的人只想做李白，有的人活得像杜甫，有的人成为了高适。